辨證“山後大洋北”的“釣魚台”

    ——正確解讀巡台御使黃叔璥所記“釣魚台”兼駁黎蝸藤等（四）

    由於《台海使槎錄》言及釣魚台有可供靠泊大船的港灣，遂成後世閩台誌書的參考依據，紛紛轉載，或再考研，影響深遠，也就成為極具挑戰的一本著作——尤以日本方面的一些學者，希望能夠推翻《台海使槎錄》的成說，藉此連消帶打否定後出的誌書。

    如此熱鬧場面，筆者也不想缺席。就日方和黎蝸藤所提的見解，虛襟引接，審讀文義，並對當時的史事、台灣的地理和黃叔璥的文句作綜合研究，終於整理出五條辨析，反駁蝸藤之說，論證了“山後大洋北”的“釣魚台”，就是今日的釣魚台。以下是五條辨證的剖析。

    辨證一：《台海使槎錄》卷二〈赤嵌筆談 · 武備〉詳談防護台灣之策

    黃叔璥在論述台灣的防務策略時，其中有一段是講述偷渡入台的路線和相關駐守：

    “偷渡來台，廈門是其總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舡者，如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歧尾；或由劉武店至金門、料羅、金龜尾、安海、東石，每乘小漁船，私上大船。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係水師提標營汛，鎮海、歧尾係海澄營汛；料羅、東石、金龜尾係金門鎮標營汛；安海係泉州城守營汛。各汛亦有文員會同稽查，余有《清台地莫若先嚴海口》一疏。”

    反駁“防止偷渡”說

    黎蝸藤曾引這段文字（不計標點共一百三十八字），然後說：“這一段描述台灣的海防駐軍的主要職責並不是要防止外敵入侵，而是要防止漢人從大陸偷渡往台灣。清朝在早期一直對台灣非常不放心，因為它孤懸海外，容易成為一個漢人反清的基地。⑩”因此有著名的“渡台三禁”。

    接着，黎氏下結論：“於是，防止偷渡就成了台灣海防的主要任務。可想而知，偷渡者既不可能以遠在台灣東北方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杳無人煙的（現在的）釣魚台作為終點，也不可能以此作為落腳點，再偷渡台灣。因此，哨兵也自然不可能在那兒駐防。”

    將台灣海防的主要任務，說成是“防止偷渡”，能令人相信嗎？

    讓我們看看黃叔璥在〈武備〉篇中是怎麼說的：“彭湖（即澎湖）為漳泉之門户，而北港即彭湖之脣齒，失北港，則脣亡齒寒，不特彭湖可慮，即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彭湖東南，亦謂之台灣。”

    接着，黃叔璥描述了澎湖的地勢，以及台灣南路、北路的村鎮、番社、隘口間的距離，再言防守：“台灣環海依山，欲內安，必先守山；欲外寧，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勞而易；守海之法逸而難。”

    繼而，黃叔璥引用了〈理台末議〉來講述“屯兵與屯田”，指出：“陸師重馬力，水師重舟力”……“故水師必講於造舟者，此其一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覓戰，皆於進港交鋒，所以灣泊之處，即是戰爭之場……故水師必明於灣泊者，此其一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克城……故水師必詳於入港者，此其一也。此水師之大概也……要而言之，師之用在舟，舟之用在水，水之用在風。舟與師相習，風與水相遭……”

    澎湖固台灣之門戶

    跟着下來，黃叔璥詳述從“彭湖出洋巡哨”，往還各島嶼間的距離。然後討論台澎的駐軍，認為目下將台灣總兵移往澎湖，台灣則設立副將，是有失輕重的決定，遂強烈建議：“彭湖固台灣之門户，而台灣實彭湖之腹心，形勢重於彭湖，關係沿海各省要害，請將總兵仍設台灣，庶得居重馭輕之道，以造海宇無疆之福。提督姚堂亦為陳請，仍照舊制駐劄。”

    緊接着，黃叔璥縷述出洋分巡海面的巡期和輪換，並及水師額員。又進一步闡述守台軍的編制和兵糧的支給。

    至此，才下接“偷渡來台”的一百三十八字。續後，還談到海舟的用材、結構和各部件的名稱，以及工價和保養。最後，黃叔璥盡責地指出：“巡哨海口，責之水師，遠近島嶼，必明港澳險易叢雜交錯之區；上下風濤，必察灣泊向背取水風候之所。”

    儘管以上所引，僅是簡介〈武備〉篇的內容，但已足夠粉碎黎蝸藤所謂“防止偷渡”之說。事實上，用到總兵鎮守台灣，所轄兵力達到一萬人，主要防務會是防偷渡嗎？如果是這樣，那就太浪費資源和兵力了。所以黎氏所謂台灣的防務主要是防範偷渡是說不通的。

    島內島外武備嚴防

    台灣的武備防務，分島內和島外。島內是嚴防變亂。台灣三、五年就會發生番亂民變，而最嚴重的是乾隆五十一（一七八六）年林爽文之亂。所以有必要駐屯大軍佈防。至於島外，既防止未經批准入台的偷渡客，也要防範被鄭成功擊退的荷蘭人，他們何時會由咬吧（今雅加達）捲土重來是未可知的，而更加近的還有呂宋的西班牙人。

    此外，海盗和走私也甚猖獗，為確保商帆漁船的安全往來，出洋巡哨，是水師的職務。黃叔璥更高瞻遠矚地指明：遠近島嶼的港灣澳口，必須要勘查清楚有沒有暗沙險礁，是否容易灣泊。所以釣魚台也是經過勘查，才掌握到可泊大船十餘艘的機要信息。藉此可作為水師船巡防暫駐之用，其中最重要是做好保衛東往琉球、日本這條海道的一大航標——釣魚台。

    清廷治下的台灣，最終島內歷次變亂皆可平定，但對於外來侵襲，卻沒有防禦好。嘉慶年以後，各級官員更加顢頇委蛇。同治十三（一八七四）年，日本藉“牡丹社事件”向台灣出兵，登島鎮壓瑯嶠十八社，並駐紥在龜山後灣，不肯撤兵，清廷被迫要簽訂《北京專約》，才能平息事端，但就讓日本吞球侵朝爆開一個缺口。

    中日關係史研究學者  黃 天

    註：

    ⑩ 參見黎蝸藤著《釣魚台是誰的？》，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六十六頁。

    “渡台三禁”是由施琅提請頒佈的：第一、欲前往台灣者，必須向原籍官府申請，並得台灣海防同知批准，才可赴台；第二、禁攜帶家眷或以後接家眷到台灣；第三、禁粵民進入台灣。

    同注⑩引書《釣魚島是誰的？》，六十六頁。

    清初，台灣總兵管轄的綠營部隊稱“台灣鎮”，又按編制有班兵一萬人。據康熙三十四年版高拱乾修《台灣府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一九九三年，六十九至七十三頁〈武備誌〉所記載的駐台實際兵員，不計水師，步戰守兵已超過七千人。

    參見吳密察、翁佳音審訂、黃驗主編《台灣歷史地圖》，台灣歷史博物館、遠流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二○一五年，六十六頁載俗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詳見黃天著《琉球沖繩交替考》，第五章〈藉詞保護琉球民，日本出兵侵台灣〉，一百三十四至一百五十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