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劃深度融合 構築灣區共同體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在二月十八日正式發佈，並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綱要》共十一章四十一節，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產業體系、基礎設施、優質生活圈及發展平台等方面進行了深思熟慮的制度設計。總體上看，《綱要》從“極點帶動、錯位發展、中央統籌、協同治理”四個面向來謀劃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構築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
極點帶動，發揮中心城市的引擎輻射。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本質上是城市群建設，其基本的發展動機就是致力形成城市群中的增長極來帶動和輻射區內其他城市的發展。沿着這思路，《綱要》首次明確確立了區內四大中心城市，即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期望通過彰顯這四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功能，增強對周邊城市的輻射作用，從而帶動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具體而言，《綱要》提出要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廣佛同城化建設的發展思路。這實際上就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亞區域合作，凸顯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層次和合作重點，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合作“從點到面”的發展線路。
錯位發展，確保城市發展的優勢互補。
在“極點帶動”的同時，《綱要》還特別強調各大城市在城市發展定位上的“分工合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就此，《綱要》特別對四大中心城市的城市角色進行了清晰明確的定位，確保了城市間合作不搞惡性競爭和重複建設，而是根據各個城市的優勢和特色進行互利互惠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進步。
《綱要》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大灣區所有城市的定位，但着重指出了四個中心城市的城市定位，即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等定位；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等定位；廣州的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等定位；深圳的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國家創新型城市，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等定位。
中央統籌，突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瓶頸。
一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最大困難和瓶頸是區域合作機制和協調機制難以理順，也就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需求和跨區域治理、行政法律分割的矛盾。為此，粵港澳社會各界普遍要求強化中央的統籌作用，從國家層面來協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綱要》的出台，回應了社會的要求，對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組長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職能範圍進行了較詳盡的規定，即研究解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政策實施、項目安排、體制機制創新、平台建設等方面的重大問題等。
在《綱要》發佈後的當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強調，將積極履行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職責，會同粵港澳三地和有關部門抓緊抓實做好各項任務，推動規劃藍圖中各項美好願景落到實處。可見，作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中央政府的強大支持。“中央協調”的鮮明立場，預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突破之前協調不力的短板而取得更大進展。
協同治理，調動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共擔責任。
《綱要》貴在執行，重在實施和落實。正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所強調，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在《綱要》的落實中，單獨發揮中央政府的統籌和協調依然難以實現，需要鼓勵和動員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協同治理。各級政府、各部門乃至廣大的社會力量應該通過良好的互動、協調和合作，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的執行格局，以最終確保《綱要》目標的實現。
為此，《綱要》在注重發揮中央政府協調作用的同時，也強調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的作用，重視中央有關部門的作用、各城市的作用及社會力量的作用。《綱要》提到，中央有關部門要與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加強溝通；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共同編制專項規劃或實施方案並推動落實；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同國務院港澳辦等有關部門對本規劃實施情況進行跟蹤分析評估等。
鄞益奮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