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國家憲法秩序與澳門“一國兩制”新實踐（四）
四、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捍衛國家憲法秩序
（一）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澳門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的一部基本法律。《憲法》與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的最高行動依據。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指出：“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是國家憲法秩序的有機組成部分，進入國家憲法秩序是澳門回歸祖國的法理象徵，維護國家憲法秩序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義務。在全面實施澳門基本法過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必須全面學習、理解和掌握國家憲法秩序，擁護國家憲法，自覺捍衛國家憲法在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根本大法地位和尊嚴。確保“一國兩制”新實踐不變形走樣。
（二）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取得更大成就
回歸後的澳門，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廣大愛國愛澳力量的努力下，取得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礎上，國家發展規劃為澳門確定了新時代奮鬥目標，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經貿交流平台，不僅是對澳門未來的發展戰略定位，更是對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成就的充分肯定，因為正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嚴格按照《憲法》、澳門基本法辦事，實現了澳門的繁榮穩定，給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理據。如果“一國兩制”既有實踐乏善可陳，就不可能出現國家規劃中對澳門如此高的發展期待。
與此同時，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化，一些新問題、新矛盾逐漸爆發出來。澳門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會對公共資源需要急劇膨脹與有限政府的矛盾，成為澳門社會的主要矛盾。民生的持續改善、社會競爭力的不斷提升、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公權力架構的改革與完善等等，一系列具體問題有待於採取合理的路徑解決。
依據《憲法》、澳門基本法，立足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用足用好各項優惠政策，在參與國家新一輪發展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進而實現發展戰略定位，是中央政府和祖國各地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新期待。
（三）積極發揮新時代國家建設中的澳門角色
從新中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戰略方針下將澳門作為對外經貿的視窗、到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作為祖國改革開放的視窗，再到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的最新發展定位，地域不大的澳門對於祖國全域的意義不言而喻。與此同時，新中國推出的一系列針對澳門特殊政策，確保了澳門的繁榮穩定，從三趟列車開啟對港澳生活用品的專供，到祖國各地對港澳生活品輸送基地建設，再到“港澳自由行”政策、《內地與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二○○八——二○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橫琴發展總體規劃》等一系列決策，祖國的強大支持始終是澳門經濟社會存續、發展、繁榮的堅強後盾。
作為祖國的地方行政區，於法、於情、於理都應對祖國的全域發展有所擔當。首先，必須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特別是國家安全利益。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主權獨立之本。一八四○年至解放前，中國歷屆政府同廿二個國家至少簽訂了七百四十五個不平等條約，其中清朝政府從一八四一年五月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共七十一年，簽四百一十一條；北洋軍閥政府從一九一二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共十五年，簽二百四十三條；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共廿二年，簽九十一條。經過了近代民族劫難的中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實施與祖國主體不一樣的社會制度，在寬鬆的社會輿論環境中，必須重視愛國愛澳主流意識形態的弘揚。
其次，在祖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在區域發展中，澳門比較優勢是明顯的，完全可以依據豐富的對外經貿經驗、多元的旅遊休閒產業開發經驗、完善的法治經驗等等，在區域合作發展中，特別是在珠三角地區參與“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通過實現最新的發展定位，發揮在國家全域中的角色功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經貿交流平台是國家發展規劃對澳門發展的最新定位，是祖國全域發展對澳門的新期待。
結語
站在國家憲法秩序的角度，正確、全面、深刻認識“一國兩制”新實踐，確保基本法秩序與憲法秩序的有機統一，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邁向新時代的必然路徑。
（由法務局約稿刋登）
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姬朝遠